金元四大家是指哪四大家
金元四大家是指金元时期（公元1115-1368年）的刘完素、张从正、李杲、朱震亨等四位著名医学家。
金元四大家指金元时期（公元1115-1368年）的刘完素、张从正、李杲、朱震亨等四位著名医学家。金元四大家，代表了四个不同的学派。刘完素认为疾病多因火热而起，在治疗上多运用寒凉药物，固此称之为寒凉派。张从正认为治病应着重驱邪，“邪去而正安。”在治疗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汗、吐、下三法，世称“攻下派。”李杲认为“人以胃气为本”，在治疗上长于温补脾胃，因而称之为“补土派”。朱震亨认为“阳常有余、阴常不足”，善用“滋阴降火”的治则，世称“养阴派”。
刘完素（公元1120--1200年）：字守真，河北河间人，故亦称刘河间，别号守真子，自号，通玄处士。是宋金医学界最早敢于创新并且影响较大的一位医家，他的主要著作有《素问玄机原病式》二卷《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》三卷和《宣明论方》十五卷。刘氏认为“法之与术，悉出《内经》之玄机”，创造性地发挥了《内经》病机十九条的理论，认为疾病多因火热而起，倡“六气皆从火化”说，治疗多用寒凉药，世称“寒凉派”。他提出“降心火，益肾水”为主的治疗火热病的一套方法，给后世温病学派以很大启示。
张从正（约公元1156-1228年），字子和，号戴人。也是-位具有革新思想的医家，其代表作是《儒门事亲》（其中前三卷为张氏亲撰），张氏私淑刘河间，善用攻法，认为“治病应着重驱邪，邪去则正安，不可畏攻而养病”，发展和丰富了应用“汗、吐、下”三法，世称“攻下派”。他还十分重视社会环境，精神因素等致病作用，成功地应用“心理疗法”来治疗各种疾病，对心理疗法有重大贡献。张氏师古而不泥古，提出“勿滞仲景纸上语”的观点，非常具有革新思想。
李杲（公元1180-1251年），字明之，号东垣老人，是著名医家张元素的高徒，他发探了张氏脏腑辨证之长，区分了外感与内伤。认为“人以胃气为本”，“内伤脾胃，百病由生”。首创内伤学说理论，代表作是《脾胃论》。他采取了一套以“调理脾胃”，“升举清阳”为主的治疗方法，世称“补土派”。所创的不少著名方剂，如升阳益胃汤、补中益气汤（丸）、调中益气汤等等为后世广泛应用。其著作多由其徒罗谦甫整理。
朱震亨（公元1281-1358年），字彦修。浙江义乌人，世居丹溪之边，因以为号。跟随许白云学习程朱理学。三十岁时才改儒学医，拜名医罗知悌为师，对刘、张、李各派学术都作过认真研究，成为当时著名的医学家。主要著作有《格致余论》、《局方发挥》。他充分研究了《内经》以来，各家学说关于“相火”的见解，创造性地阐明了“相火”有常有变的规律，提出了著名的“阳常有余，阴常不足”的观点，临症治疗上提倡滋阴降火之法。世称“滋阴派”。同时强调节制食欲、“色欲”的重要性。提出“百病皆因痰作祟”的观点。他的学说丰富了祖国医学，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。被誉为“集医之大成者”。在国外，日本于十五世纪曾成立过“丹溪学社”，专门研究他的学说。被日本后世派尊为“医圣”。朱丹溪一生，著述很多，主要有以下几部：《格致余论》一卷，成书于公元1347年；《丹溪心法》，成书于公元1347年，全书共五卷，分一百门，前有十二经见证等六篇，后附《丹溪翁传》；《金匮钩玄》，成书于公元1358年，全书共三卷。末附《火宁君相，五志具有论》等医论六篇，为戴原礼所加；《医学发明》一卷；《局方发挥》一卷。另外，还著有《本草衍义补遗》一卷。《素问纠略》一卷。
中医的金元四大家是谁？
刘完素字守真，金代河间人，创立“寒凉派”提出“火热论”。他认为各种症状都由火热引起，所以治疗时善用寒凉药。他著有《宣明论方》、《素问玄机原病式》
张从正字子和，金代瞧州考城人，创立“攻下派”。倡导“攻邪论”。他认为“邪去而元气自复”，特别重视“汗、吐、下”三法。
李杲字明之，号东垣老人，金代真定人。他继承了张元素的易水学派并创立了“补土派”。他认为百病都由脾胃虚所致，主张补脾阳。著有：《脾胃论》、《兰室秘藏》
朱震亨字彦修，号丹溪，元代义乌人。他创立了“滋阴派”，倡导“相火论”。著有：《丹溪心法》、《格致余论》
张元素的学术内容
张元素在《内经》脏腑理论的启示下，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临床经验，总结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以言病机的学说，将脏腑的生理、病理、辨证和治疗各成系统，较前又有提高，使脏腑辨证说由此而渐被众多医家所重视，脏腑病机理论也被不少医家所研究。至清代，则脏腑辨证理论趋于完善，现已成为中医辨证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。可见，张元素的脏腑辨证说对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除心包络之外，对于每一脏腑，张元素均从生理、病理、演变、预后以及治疗方药等方面进行阐述，各成体系，较为系统。此外，张氏还对药物学研究颇有发挥，尤其在药物学的理论认识和临床脏腑用药方面，更为突出。张氏根据《内经》的理论，强调药物的四气五味之厚薄，是影响药物作用的重要方面。正由于药物有四气五味厚薄的不同，因此药物作用才会出现升降浮沉的区别。因此，对于每一药物功用的解释，他强调首先应明确其气味厚薄，然后再进一步阐发其功效，使中药学的理论与其临床效用紧密结合起来，推动了中药学理论的发展。此外，药物归经理论也非常被张氏所重视。他认为，不同的药物对于不同脏腑的效用所以不同，是因为其各归于某一经的缘故。因此，了解药物的归经，就可以掌握其药效特点。如同一泻火药，黄连则泻心火，黄芩泻肺火，白芍则泻肝火，知母则泻肾火，木通则泻小肠火，黄芩又泻大肠火，石膏则泻胃火。柴胡泻三焦火，必佐以黄芩，用柴胡泻肝火，必佐之以黄连，泻胆火亦同。其所以都是泻火药而药效不同，就是由于它们的归经各不相同。如果归经不同，无的放矢，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。归经理论的发明，是对中药学理论的重大发展，它说明了为什么不同的药物在临床上取得不同疗效的道理，既是临床经验的很好总结，又为辨证施治、遣药处方提供了中药效用的理论依据，推动了中药学的发展。而且，张氏在归经学说理论的启示下，进而又提出来引经报使之说，如羌活为手足太阳引经药，升麻为手足阳明引经药，柴胡为少阳、厥阴引经药，独活为足少阴引经药等。认为以上这些药物配伍于方剂之中，可以引诸药归于某经某脏腑，以加强方剂的效用。张氏提出的引经报使理论，现已被广泛应用于方剂学，对临床有着积极的意义。
